看看中纪委大院长什么样
德国杜伊斯堡艾森大学教授费立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早在今年6月，他就受到了中联部的邀请，参加2014年年度“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但直到飞机落地北京后，专家们才得知将有机会赴中纪委参观。
9月4日下午两点半，50位外国专家和7名国内知名学者从万寿路某酒店出发，三点半到达北京平安里西大街41号——这个大院在地图上没有标注，查号台没有登记，门口也没有挂牌。
学者们从细微之处，处处能够看出这所院落的神秘：大院被四米高、一米厚的灰色砖墙包围，虽然没有军事禁区的标志，却由军人把守。
“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曾经无数次经过这个院子，但从未想到这里竟然藏着中纪委！”华裔学者、美国丹佛大学教授赵穗生在进门时感叹，“这次算是过来认认门。”
专家们乘坐的大巴没有经过安检和登记，就直接开到了中纪委院落中。一行人从大巴下来，算是走进了中国反腐的核心地带。
“我能感觉到，中纪委在尝试通过不同渠道，学习将自己公开。”费立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但在参观中他仍然惊讶于专家们下车后见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个戴着麦克风的年轻“导游”。“我们是来参观一个重要的政治机构，不是旅游。”费立民说。
从大巴到中纪委小会议厅几十步的路程，被安排成为对中纪委办公区域的介绍：中纪委的核心职能部门——办公厅、政策研究、法规建设、宣传教育、党风廉政建设、巡视办、执法监察、案件审理、信访举报等部门的办公室——被集中在两栋十多层的灰黑色建筑中。
短暂参观后，专家们被请进一栋办公楼。刘康打量周围，发现办公室和自己去的其他国家机关“差不多”，与外交部等部委比，甚至略显简陋。
然而，在“略显简陋”的会议室中迎接专家的官员，级别却不低。
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带领国际合作局、宣传部、组织部、法规室、党风政风监督室、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等部门领导已在会议室等候——中纪委各个分管部门的领导，几乎都参加了座谈会。
“这样的安排，让我感受到中纪委满满的诚意。”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说。
会议室安排也显示出了中纪委的诚意：会议不设主席台，代之以围成四方的会议桌，突出讨论交流的氛围。每个座位上都备好矿泉水和中英对照的材料；茶歇时，室内长桌上，咖啡、茶、水果和点心一应俱全。
“不会笑的人”
严肃，甚至是严厉，是在场许多外国专家对中纪委官员们的第一印象。
快下午4点时，交流会正式开始。刘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谈到反腐，中纪委官员表现出了“党内‘司法’机关应该有的威严”：“语气、手势都极其严肃，就算不懂中文的专家，也能感受到。”
而外国专家们更感兴趣的是，中纪委怎么会这么有效率？据中纪委官员介绍，中央纪委的编制只有一千余人。而根据中纪委2014年发布的《“老虎”“苍蝇”一起打——十八大以来查办案件工作综述》，2013年全年，共查处官员18.2万人。
“有些外国专家不清楚我国地方纪委体系，”王义桅教授说，“如果没有中纪委官员解释，他们会以为就是这1000人查了18.2万人。这简直是神话啊。”
交流会提供的另一个基本信息，是中纪委的办案程序。
费立民从1978年开始研究中国，但直到今天，他才真正了解了“中国式反腐”的全过程：“我看到的是一个连贯的查案过程，每一段都有清楚的分工。”
但对一些专家来说，交流会“不解渴”。
会议第一个议程：介绍基本情况。会方准备的材料里，包括中英对照的领导演讲稿。阅读材料后，赵穗生得听相关领导用中文说一次，还得再听翻译一字一句读一次。
“这非常占用时间。”在刘康看来，“这体现了中纪委严肃认真的风格，但仍然都是‘宣读文件’式的介绍。”
对材料重复讲解，将提问环节压缩到30分钟。这让第一位在中国学习国际政治的美国学生、现任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不解：“我举了很多次手，但一直都没有被叫到。”
在费立民看来，学会提供信息，是中纪委必须面对的转变：“如果有五十多个外国人到欧洲某个国家的政府机构去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也会有一个规范化的问题。问题是，怎么做最好。”
提问环节仍让费立民感到，中纪委正在得到新的公关经验。“提问是需要更直率沟通的。”他说，“我们希望是真正的交流。”
茶歇时分，费立民与中纪委官员进行了私下交流。在他看来，中纪委官员其实“很想回答问题”：“从个人来说，他们肯定是希望有自然的来往，当然他们又有很多不能说的地方。”
“在反腐的敏感时期，不光是中纪委，所有官员都害怕说错话。”刘康坦言，自己对提问环节也没太抱希望。
赵穗生笑言，自己此行的目的一是“看看中纪委大院长什么样”，二是看看中纪委那些“不会笑的人”。
“胖子干坏事”
听到南方周末记者提起“最近是中秋节假期”时，费立民笑了。在中纪委交流会中，他详细了解了中国官场“中秋送月饼”的风俗。
中纪委在许多地方都加上了“中国特色”，解释“八项规定”时，他们选择的就是应景的例子：禁止公款送月饼，简朴、廉洁过中秋。而为了给外国学者们解释“八项规定”反对的“四风”，中纪委甚至准备了一系列漫画，在幻灯机上播放。
形式主义的漫画，是干部模样的胖子被一堆公章、文件包围；官僚主义，是胖子坐在高高的椅子上，身旁一个群众模样的瘦子可怜地仰望着他；享乐主义，是胖子躺进了酒杯，脸喝得通红；奢靡之风，还是那个胖子，在摆满大餐的桌子前大吃大喝。
这组漫画，被网友称为“胖子干坏事”。按照新华社的说法，“胖子系列”幻灯片给老外“上了一堂图文并茂的思想品德课”。
阿根廷国立萨尔大多大学的教授马豪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对一些外国专家，漫画确实是了解中国官场的好方式：“当然，不能根据这个人（胖子）做的事来判断中国所有官员。”
但在西班牙学者苏傲古看来，外国专家想要完全理解“四风”深层内容，并不现实。
“学习中国语汇，只能慢慢在中共的语言环境中分析。”费立民说，“外国人要了解中国话语体系，才能够明白概念的定义。”
然而，在中文翻译到他国语言的过程中，意思的流失不可避免。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美国问题专家王义桅在这次的交流会上，就清晰感受到翻译出现的问题。比如，将多党合作制下的“民主党派”直译成Democratic Party（民主党），将“打铁还需自身硬”直译成真的“打铁”。
苏傲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将中文直译为他国文字，很多时候并不准确：“提到中国梦，中国倾向于直接向欧洲讲述这个‘梦’本身，但欧洲，并没有一个‘欧洲梦’的概念与之对照，这就让欧洲人难理解。”
另一方面，刘康的感受是，交流会上中纪委官员一板一眼的回答，进一步增加了翻译的难度。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之以恒纠正四风’，这些东西都是条条框框，比较空。”刘康建议，在与外国部门打交道时，中国官方应该选择一些更加具体的回答。
“中国官方语汇中的排比句和形象的说法，老外听起来很容易云里雾里。”王义桅说。
比如，今年“两会”谈到“大老虎”问题时，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一句“你懂的”，中国人心领神会，却足以令外国研究者陷入迷雾。
费立民研究中国问题四十多年，他记得在中国“少数民族”一词曾被译为“国家的少数人”（national minorities）。“但十几年前，所有的中国官方文件忽然将‘少数民族’转译为‘ethnic minorities’。”
“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话语。特别是在中国，一个政治家的讲话是集体产生的，其中的概念、词汇都需要仔细了解。”费立民说，“外国研究者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避免对中国政治话语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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